靈活用工政策或有大變動？全國兩會多個相關提案被熱議

2022全國兩會期間，靈活就業、靈活用工頻繁出現在各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提案及建議中。甚至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里，都特別提到“完善靈活就業社會保障政策，開展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靈活就業也再度登上網絡熱搜，成大眾關注焦點。

毫不夸張地說，這些兩會聲音一旦落地實施，靈活用工行業的商業模式及發展趨勢大概率會受到影響。

柴閃閃、李豐：建議規范外包類靈活用工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市郵區中心郵件接發員柴閃閃，和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熊貓機械（集團）有限公司采購經理李豐共同提出了一份關于規范外包類靈活用工模式的建議，為基層勞動者發聲。

李豐代表介紹，業務外包這種用工模式雖然更靈活、為勞動者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這背后也存在著諸多隱患。比如，一些外包公司存在不規范用工行為，外包人員的勞動保障權益受損時維權通道不暢等。

為此，兩位代表建議，健全勞務外包相關法規，針對經營外包業務類的公司，提高其行業市場準入的資質審查要求，分類別從嚴完善外包類人力資源公司的企業行政許可，同時暢通外包人員維權渠道。

周漢生：靈活就業者與平臺企業不能簡單認定為勞動關系

近日，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委員、民建湖北省委副主委、武漢當代科技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漢生提交了《關于完善社會保障、促進靈活就業、發展平臺經濟的建議》。

2020年，共享經濟參與者人數已達約8.3億人，其中服務提供者約為8400萬人。周漢生表示：“在我國經濟發展承受多重壓力、新冠肺炎疫情反復以及國際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的形勢下，發展平臺經濟和共享經濟，促進靈活就業，是應對經濟形勢的重要策略。”

周漢生代表

不過，由于受勞動制度滯后等影響，目前仍存在諸多制約共享經濟、平臺靈活就業的制度因素。周漢生認為，首先表現在強行套用勞動關系，出問題就由平臺企業承擔責任。尤其是在靈活就業者涉及工傷、醫療問題時，這個困境尤其突出。“靈活就業者與平臺企業不能簡單認定為勞動關系，而是自由從業、解放生產力的新經濟模式。”

孫潔：推動新業態就業者社保共治共享

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2億左右。但現行社保制度還跟不上新業態發展，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制度亟待完善。

全國政協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表示，隨著人才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日益頻繁，社會保險作為與人相伴一生的保障，也應該隨著流動人員的流動而相應轉移。

對此她建議，以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為契機，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關系轉移信息平臺，社保經辦機構的轉移接續手續可在該平臺上直接辦理，通過區塊鏈技術推動新就業形態勞務人員社保共治共享。

“具體來講，首先，國家設立新的社保險種——流動勞務人員養老保險，類似于自由職業者的險種，僅由個人負責繳納。其次，界定區塊鏈上的各方角色、定位和責任，包括流動勞務人員、用工企業、各級政府人社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再次，通過社保區塊鏈平臺實現共治與共享。流動勞務人員在辦理退休時可方便靈活地選擇退休地。”孫潔說。

地方兩會關注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障

除了全國兩會，廣東、四川、天津等省市的兩會上，加強新業態靈活從業人員勞動保障也成為熱點話題。

廣東省政協委員楊慧紅將《關于加強新業態靈活從業人員勞動保障的提案》帶到了廣東省兩會，她呼吁高度重視關注并認真研究其相關保障工作，并建議加強立法，從法律層面規范新業態企業、平臺、從業人員之間的關系。

四川省政協委員周鍵則建議，建立完善快遞員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多層次職業傷害保險體系，包括探索擴大工傷保險參保范圍，積極推動職業傷害保險試點，鼓勵多種商業保險進行保障。

綜合今年兩會各位代表及委員的意見，都集中在完善對規范靈活用工企業、保障靈活就業者權益的政策上。

從法律角度而言，現行勞動法律制度并不能完全解決新業態勞動者在就業糾紛中遇到的“新問題”；從監管角度來看，柴閃閃、李豐兩位代表提到的外包類靈活用工的規范文件，目前各地都未有針對性的政策。

不過，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從去年7月開始，中央及各地政府均相繼出臺了一些關于維護新業態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的文件，已明確規定了有關部門的責任。

比如人社部等八部門發布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中，要求“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企業應當依法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的，指導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合理確定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個人依托平臺自主開展經營活動、從事自由職業等，按照民事法律調整雙方的權利義務。”其實，這已對大部分新業態從業者與企業的關系做了新的詮釋。

全國兩會結束后，這些提案和建議將會如何實施及落地，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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